

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,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(政治局扩大会议),核心是纠正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泛滥的“一平二调”共产风、平均主义与过分集中倾向,缓解当时党和农民关系紧张的局面。
3月2日是会议关键一天,毛泽东接连致信刘少奇、邓小平等中央同志,提议参照河南经验召开省级六级干部会统一部署、调整会议日程、抓紧审定会议文件;当晚主持会议并作第四次讲话,直面基层抵触情绪,明确公社整顿方针,强调要把握工作要点、果断决策,同时连夜修改讲话稿,为整顿人民公社、稳定农村春耕生产定调。
来源:《毛泽东年谱(1949—1976)》第三卷
①3月2日 晨四时半,再次写信给刘少奇、邓小平及与会各同志:“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,不集中开一次,领导不会很强,全省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,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。已是三月了,春耕在即,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,将遇到大损失,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。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,无破坏。这次公社化,仍然必需讲步骤,避免破坏。同志们要求有时间,我想可以。增加一星期,到三月二十日为止,在省城开完六级(是六级,另加若干算账派)干部会,会期从三月十一日开始,二十日结束。中央会议改为三月二十五日开始,四月五日完,开十二天。人大仍定四月二十五日报到,看几天文件,月底只作报告,五月三日才开始进行讨论。起草文件有二十天时间尽够了。是否可行,请酌定。”
②同日 上午八时,第三次写信给刘少奇、邓小平及与会各同志:“我已请恩来、陈云、陈毅、德怀、富春、一波、萧华、定一、康生等九同志于今日来此,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,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(指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讲话的整理稿。)和你们议定的十二句话(指1959年3月1日郑州会议议定的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针的12句话。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,将12句话中的“多劳多得”改为“按劳分配”,并增加了“物资劳动,等价交换”两句,形成了写入《郑州会议纪要》的那14句话。),以昭慎重。我的讲话稿,即刻付印,你们收到,请即逐字逐句加以审改。今夜我还要修改一遍,要明三日上午才能再次印好,交与各同志带回去。因此,各省市同志明日起程时间,请推延到中午或下午二时左右。吴芝圃同志:今、明、后三天请不要安排任何晚会,因为我和大家都不能出席。小平同志:今天我不能见任何外宾,明天(三日)才能见他们。”“请你们阅读昨天(一日)河南六级会议的记录。吴芝圃同志:今天(二日)你们的六级会议记录,请于明天(三日)上午发给各省市同志,使他们能够带回去。以后几天的记录,请用‘航快’直送各省、市、区及中央。”
③同日 晚八时四十分,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。出席会议的,增加今日从北京到达郑州的周恩来、陈云、陈毅、李富春、彭德怀、薄一波、陆定一、康生、萧华。会议一开始,毛泽东说:中央的同志都坐到我这边。你们(指出席会议的中央局和省委的第一书记——编者注)都坐到那边,我们对面,我要看你们的脸。(王任重日记记载:“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,当面宣布几项结论,征求大家意见,大家都同意了,是真同意了。他为了察颜观色,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。”)
毛泽东在会上作第四次讲话。他说:头一天我把炮一放,他们一晚不睡觉,心里硬是黄斗不转,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。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,头一天放炮,大吃一惊,弯子转得太陡了。“倒退”、“右倾”、“不要共产主义”、“富农路线”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。(刘少奇: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,昨天还有抵触情绪。)你们讲那个话,我觉得也对,党委书记究竟是搞共产主义,还是搞本位主义?这是个复杂的东西,不能简单地说是搞共产主义还是搞本位主义的问题。我们基本上不要本位主义这个帽子,部分的要。确有本位主义,说而不服,屡教不改,可以完成征购任务还有余,他不完成,应该积累的他不愿意积累,这一部分本位主义的帽子我们随时要拿到手里。但是,不要说五亿农民和成千万的基层干部(生产大队、小队的正副队长)都是本位主义。对我的讲话,我又把鼓励那一部分加了一点。
现在主要是县、社这两级跟下面顶牛,这个东西一来,他们就灰溜溜的了。所以,要开个全省会议,鼓起他们的气来,说明只有一个指头的缺点,不过是多统了一点,平了一点。搞了一个文件,叫《郑州会议记录》,有甲、乙两项,乙是我的讲话,甲是郑州会议纪要。(邓小平:我们正在议一个管理权限的文件,这个文件我们觉得可以放在这个记录中。)那末这个记录就是三项了。
毛泽东说:穷队和穷管理区,要自力更生为主、争取外援为辅,要有这个志向,靠自己的双手起家。国家可以帮助他们,是不是在几年内拿出几十亿来支援穷队、穷社。山东历城的东郊公社十二万人,有一百五十四个生产队,这个公社党委书记的工作比我的工作还难做。要告诉他一种工作方法,无非一条是走马看花,一条是下马看花。走马看花,这些生产队,你得分期分批地走一走。下马看花,你得研究一个到几个典型,时间并不要长。有些人在那里搞几个月也搞不清楚,越搞越糊涂,材料越多,笔记写得越多,脑筋越乱。三国时期曹操的一个有名的谋士郭嘉,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,多谋寡断,见事迟,得计迟。所谓的见事迟,得计迟,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,还不能作出判断,得出一个方针来,就处于被动。
郭嘉这个人很有名,《郭嘉传》可以看。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、地委书记,要告诉他们,不要多端寡要,多谋寡断。谋是要多,但是不要寡断,要能够当机立断;端可以多,但是要抓住要点,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。这是个方法问题。这个方法不解决,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,叫做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,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。特别是对外斗争,得计迟是很危险的。世界上的事情,人有旦夕祸福,为了国家安全、党的安全,得想各种办法。我辞去国家主席,根本理由是这一条。这个话不好讲,所以武昌决议案上没有写。一是为了国家安全,二是免于出国,三是避免麻烦。
④同日 晚十一时半至次日晨七时,同胡乔木修改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讲话的整理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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